柳與暮|Willow with Twilight

十行詩，詩的內容行數加起來是十就是十行詩。

以行數來區分現代詩的形式，大約可以有一行詩，短詩，長詩。這樣的普遍分類。

那麼，問題來了，到底短詩跟長詩要多短或多長才算呢？

如果是文學獎，直接看行數限制就可以了，若是自己想要區分，倒是可以提供一個90年代以前的客觀方式來判斷。90年代前，投稿的方式還是使用手寫的稿紙，當時的市售稿紙格式，是24行，每行25字的600字稿紙，左右以12行分兩區塊。而各報社使用的專用稿紙也是12行，便箋則是6行。

當時的投稿多半會受制於稿紙的格式，例如這樣的考量：

一般來說題目會扣去一至兩行，所以24行的稿紙空間，書寫詩句的空間會只剩下約22行左右。

當一首詩可能會寫成23行，就會造成最後一行另外用掉一整張稿紙的尷尬情況。

這樣的場合多少會強制詩人去思考，能不能捨棄其中一行，或是將全詩濃縮在一張稿紙的範圍內。這樣的思考方式可以套用在22，46（22+24），70（22+24+24）等等以上的行數控制。稿紙多一張除了郵資可能會增加外，對閱讀的編輯或審稿者來說，也會有些微的負面影響（例如編輯或審稿者可能也會下意識認為這首詩可以在精煉濃縮，或是產生閱讀上的破裂感）。

因此所謂的短詩，大概可以想像成稿紙的一半，也就是6行左右。剛好是一般短箋的長度。或是一張稿紙內寫的完的狀態。60或70年代有不少一行詩，三行詩，五行詩，甚至八行詩的範例（如岩上的《岩上八行詩》，後來於2012年重新再版），詩人張健更專精出版了短詩詩集。2007年，蕭蕭出版了《後更年期白色憂傷》，是一本三行詩集。2010年白靈則有《五行詩及其手稿》的五行詩集，2011年瓦歷斯．諾幹則出版了《當世界留下二行詩》的兩行詩集。

而長詩的場合，則是四張稿紙以上的定義居多，也就是一百行以上。當然以現代詩的代表性長詩來看，500行以上，甚至1000行以上的例子都不算少。例如曾獲得時報文學獎，詩人陳克華的千行長詩＜WS，星球紀事＞。

那麼，為什麼特別要把十行詩獨立分類出來呢？前面提到的一行，三行等等的分類，其實都沒有特地作出宣告，僅用短詩或長詩作分類。只有詩人向陽在1974年開始，以每首兩節，每節5行的方式進行這種有計畫性的「新律詩」創作，後來這些作品在1984年結集出版《十行集》，與方言詩兩種創作成為向陽的代表性創作。這樣的創作行動也影響了同世代的創作者，除了向陽，也有一些詩人以致敬或嘗試的方式創作十行詩。在評論者與文學史研究者之間也引發了相當的討論。所以這邊也將十行詩獨立為一種現代詩的形式。

張健，1939年生，現任台大中文系教授。曾主編＜藍星＞、＜海洋＞等詩刊。曾獲詩教獎、優良文藝著作獎。

著有詩集《山中的菊神》，《敲門的月光》，《草原上的流星》，《屋裡的雪花》，《今晚有盛宴》，《水晶國》，《聖誕紅》，《藍眼睛》，《夜空舞》，《世紀的長巷》，《鞦韆上的假期》，《春安．大地》，《畫中的日記》等。

陳克華，1961年生，現為台北榮民總醫院眼科主治醫師。曾任《現代詩》主編。
曾獲中華民國新詩學會優秀青年詩人獎，中國時報敘事詩文學獎，中國時報與聯合報等文學獎詩獎，第一屆陽光詩獎，文薈獎，以及金鼎獎最佳歌詞獎：沉默的母親。

著有詩集 《騎鯨少年》（蘭亭，1983），《星球記事》（ 時報，1987），《我撿到一顆頭顱》（漢光，1988），《我在生命轉彎的地方》（圓神，1993），《與孤獨的無盡遊戲》（皇冠，1993），《欠砍頭詩》（九歌，1995），《別愛陌生人》（遠流，1997），《新詩心經》（歡喜文化，1997），《美麗深邃的亞細亞》（書林，1997），《因為死亡而經營的繁複詩篇》（探索文化，1998），《花與淚與河流》（書林，2001），《善男子》（九歌，2006），《我和我的同義辭》（角立，2009），《心花朵朵》，（台灣明名文化，2010），《BODY身體詩》（基本書坊，2012），《阿大，阿大，阿大美國》（角立，2012），《當我們的愛還沒有名字》（釀出版，2013），《漬》（釀出版，2013），《一》（釀出版，2015）等。

向陽，本名林淇瀁，1955年生。曾任《自立晚報》副刊主編、《自立晚報》副社長兼總主筆。現任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副教授。

曾獲國家文藝獎、美國愛荷華大學榮譽作家、玉山文學獎文學貢獻獎、台灣文學獎新詩金典獎、教育部「推展本土語言傑出貢獻獎」、金曲獎傳藝類最佳作詞人獎等獎項。

著有詩集《銀杏的仰望》（故鄉，1977），《種籽》（東大圖書，1980），《十行集》（九歌，1984），《歲月》（大地，1985）《土地的歌》（自立晚報，1985）《四季》（漢藝色研，1986），《心事》（漢藝色研，1987），《在寬闊的土地上》（人民文學，1994），《向陽詩選》（洪範，1999），《亂》（印刻，2005）等。